篇一：讲道德有品行党课讲稿
讲道德、有品行党课
今天要讲的是“讲道德、有品行”，这也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一项内容。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明确指出：做合格党员，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下面，我从三个部分探讨一下，共产党员怎样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第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行。我们的道德品行既有来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内容，也有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第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即在当下，为什么特别需要讲道德、有品行。第三，从宏观上看如何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当然，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不是仅仅听我们讲课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各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
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行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有共产党人的不断创新。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比如，《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的道，不仅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天下的运行之道，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治理的道，这个“道”不是“道德修养”的“道”；二是儒家君子个人应该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养。因此，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君子的身体，不是今天在这里遵守这个行为准则，明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这个行为准则；人多的时候做一套，没有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因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所以君子特别害怕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体现。
从这点上我们能看出，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也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关键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要做对的事情。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难闻的气味，而喜欢漂亮的东西，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对于道来说，如果我们像追求天性一样去对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外在负担的任务，就是不对的。不能像“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一样，而小人则不同，小人在一个人时喜欢干点坏事，但当他见了君子，他就怕别人看到他坏的地方，于是把坏的地方掩盖住，突出他自己的优点，而这优点可能是伪装的优点。《大学》中指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做坏事，外人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可是归根结底自己
做了坏事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在于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这样才能形于外。
中国儒家传统对道德的修养有一个特点与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个人只要不干坏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坏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国不一样，中国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不是依靠外在的东西去约束，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但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好像西方强调用制度来管人，中国只强调用道德来管人；西方强调不要让人干坏事，中国强调让大家都成为圣人，这样对立是不正确的。西方虽然更多地强调法治，但同样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等；而中国虽然更加重视道德，但同样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来约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每一个人。中西方的区别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国更强调个人的道德，西方更强调外在的制度约束。因此，不要总是把中国和西方割裂起来去看。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特点。
儒家的很多理论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孟子曾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曾国藩在总结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是根本，其他三条是枝叶。《曾国藩遗嘱》有句话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以看出，用一个词来归纳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独，慎独是一个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同时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杨震却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现这种儒家传统。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官员，字伯起，东汉弘农郡人，曾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答谢杨震知遇推荐之恩，深夜以10斤黄金相送。杨震看到黄金很生气，他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把你举荐给朝廷，让你为官，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品行，认为你可以担当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杨震自己，但王密却是“君不知故人”。随后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没有人知道，就收下黄金吧。杨震又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非常羞愧地走了。杨震是在强调，你送我十斤黄金，两个人都是在做坏事，既然两人都知道这是在做坏事，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这就体现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要始终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来做事，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杨震说这句话的含义。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现的是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坏事呢；而现在影视剧中表达的含义却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没别人知道，就可以随意做坏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其实是讽刺。因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这句话关键是在强调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不能再去做坏事，而不是说没人知道，我们可以随意做坏事。
那么，儒家为什么如此强调道德修养呢？因为它不仅是对于君子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对儒家治国的重要性。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治国之道的起点和基础，儒家的国家治理理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先要修身，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齐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让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按照礼法运作，他才能去治理国家；最后，不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大臣，只有治理好国家，最终
才能够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的意思，而是一个使动动词，叫做“使天下平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就是使天下平和。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治国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家起源有关系。国家从哪里来？国家从家里来。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对于西方来说，先有氏族，氏族还是血缘关系；后来氏族变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缘了；部落又变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先有家庭，家庭慢慢发展变成氏族，氏族通过分封制将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构建起了国家体制。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周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黄帝分封了自己的25个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国家，这些国家又都听他的。最典型的是西周，西周实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个诸侯，据统计，这些诸侯中有600多个都是姬姓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是通过这样的分封方式，把一个家庭的结构布散到了整个中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长江流域，形成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因此，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西周依靠宗法制来治理国家，宗法制说白了就是家法。虽然后来又发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国家的制度，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依靠皇帝个人的人生关系来治理国家。所以我们强调治家、治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用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治理整个国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在于约束、规范个人权力，古代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约束、规范皇帝、大臣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我国古代是君主专制，君权至高无上。从理论上讲，限制皇权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要受上天的制约；但实际上，皇权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国古代不像现在这样有选举、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来就是皇子，成为皇上之后在权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让他在内在上受到限制，这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代，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并不是简单宽泛的道德标准，而是已经严格到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何时娶亲、何时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这种严格的规范形成皇帝内在的严格的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以此来约束皇权。
总的来说，这种约束皇权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却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
今天，共产党人也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体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同样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周恩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养。他生前为自己的家人亲属定了“十不准”，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准”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党性修养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修养的继承关系。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与古代传统道德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等级制、宗法制。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说，要按照等级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种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一个叫平等，我们追求的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现在绝对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来管理。儒家有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作为儒家君子，不需要给老百姓或是农夫行礼；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与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内容上有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则是我们有自己的内容，有从马克思主义这延伸下来的东西。
二是我们现在不仅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制度建设，并且这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古代儒家道德修养来说，古代在治国上完全依靠道德修养。而我们既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制度建设，两者缺一不可。
有人说，中国在古代时只强调道德修养，不注重制度，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要学西方。结果只顾制度建设，不要人的道德。实际上，如果人的道德出现问题，一样能够找出空子。因此，现在我们在治国上主要还是靠制度，但是同时也强调道德修养。
习近平曾指出，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做到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提高道德修养，关键在于慎独慎微，勤于自省，而不仅是要有外在的制度约束才有好的道德修养，更不能以制度不健全为理由来解释自己道德标准、道德修养低。
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特别是反复提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现在，党内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作风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方面体现在高官落马络绎不绝。从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3月，全国已有102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因为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谈到，反腐败还没有画上句号。另一方面，军队中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截至2015年12月，解放军权威部门共对外公布了52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我记得90年代胡长清被查处时，大家就这个案例讨论了很多年，并用胡长清的案例教育大家。十八大以来，正国级干部已有一人落马（周永康），副国级干部有四人落马（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不仅是高官落马，各个层面也都有很多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而相继落马。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自2013年开始运营，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切关注，广大群众喜欢在中纪委网站上关注案件的查处。根据《环球时报》统计，从2014年1月1日至12月29日，该栏目共发布691条涉贪腐消息。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中，中纪委平均每天查处1.90人。如果除去108天左右的节假日，日均查处人数为2.70人。并且，这只是中纪委查处的，我们的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查处的就更多了。因此，我们的腐
败问题确实比较突出、比较严重。官员的腐败，肯定也有道德修养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腐败官员的道德修养肯定先堕落，才会腐败。
其次，基层官风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个不一定就是腐败，但现在基层确实有很多不良风气。比如，官场酒风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厌恶的事，不但社会厌恶，实际上干部自己也非常厌恶，但即使厌恶却还要做。并且，干部因为喝酒致死的案例也层出不穷。比如，2013年7月23日，时任黑龙江亚布力旅游区开发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付晓光到镜泊湖旅游。东京城林业局是镜泊湖景区的管辖单位，当天晚上，该局党委书记孟庆安设宴款待付晓光。结果招待过程中，孟庆安因为陪酒饮酒过量引起突发心脏病死亡。2014年4月9日，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政府七名科级干部设宴欢迎新赴任的副镇长钟某，结果钟某还没赴任，次日上午就因为饮酒过量死亡。中纪委网站上也通报过多起全国官员宴请喝酒致死案。更讽刺的是，有的地方官员因为喝酒死亡，最后还被评为了烈士。这些都是在基层官风上出现的问题，都是很直观的。
更进一步来看，就是“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01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3.2万起，处理党员干部4.3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万人。
再有，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也有不同之处。腐败问题多是权力导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权力，恐怕想腐败也不太容易，所以腐败问题可能只发生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但作风问题却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党员身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权力的人也会有作风问题。讲道德、有品行不是仅针对领导干部的，而是针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
为什么我国当前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如此严重？
一是权力约束不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有些作风问题也与权力有关，比如推诿扯皮，老百姓办事进不了门、办不了事等。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约束权力，规范政府运作流程，让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都有较好的制度去遵循。
二是个人道德修养堕落。这里可以通过正反两方面来理解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的意义。首先，从正的方面来理解。整体上来说，我们当前的制度确实存在一些漏洞，但这个制度漏洞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一样的，而大多数党员，不论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普通党员，绝大多数是没有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制度漏洞下，有的人犯了错误，而大多数人却没犯错误，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多数没犯错误的人心中有杆尺，虽然没人监督，但自己知道有的事不能做，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
中国古代也有好皇帝和坏皇帝之分，有唐太宗、明太祖这样非常清廉的皇帝，也有汉灵帝、明熹宗这样奢侈糜烂、贪图享受的皇帝。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这个区别显然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古代有句话叫“天高皇帝远”，意思是说皇帝离得很远，每个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皇帝也监督不上，于是县令就成了该县的土皇帝，太守就是该郡的土皇帝。
其次，从反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仅仅依靠制度，而没有个人道德修养、党性修养的配合，恐怕也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本身也是有空间的。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不让人干坏事。但是要让人自觉地做好事，光靠制度也是不够的。比如，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群众抱怨干部的作风不好，不
篇二：讲道德有品行党课1
“讲道德、有品行”专题党课讲稿
今天要讲的是“讲道德、有品行”，这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个专题的中心内容。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明确指出：做合格党员，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讲解交流，共产党员怎样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第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行。我们的道德品行既有来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内容，也有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第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即在当下，为什么特别需要讲道德、有品行。第三，如何做到讲道德、有品行。
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行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有共产党人的不断创新。
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它包括两个层面含义：一是指天下的运行之道。国家治理的。二是个人应该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养。作为古人所谓“正人君子”的人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体现，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这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像“小人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不在于外如何，而在于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这样才能形于外。西方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个人只要不干坏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坏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但，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好像西方强调用制度来管人，中国只强调用道德来管人，这样对立是不正确的。西方虽然更多地强调法治，但同样也有道德，比如，
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等。中国虽然更加重视道德，但同样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来约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每一个人。
儒家的很多理论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孟子曾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曾国藩在总结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是根本，其他三条是枝叶。《曾国藩遗嘱》有句话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以看出，有一个词来归纳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独，慎独是一个人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有一个牢固的信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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