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西府曲子研究与意义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貌特征、类型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是指运用当代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这一观点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提出。近年来，其内涵不断扩展和延伸，西方学术界又将这门学科的主流倾向定义为：“在地方性、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背景中，研究音乐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另一方面，传统倾向仍然存在，即在相关的文化背景中研究音乐本体。”[1]因此，音乐人类学是把音乐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念研究音乐文化。西府曲子，在当地又被称之为秦曲或清曲。作此名称，是因为西府曲子是陕西曲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流行于陕西宝鸡、凤翔、岐山、眉县、扶风、千阳、麟游等西府区域。
一、西府曲子的演变和发展
西府曲子的起源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因此做出精确的判断是比较困难的，但因为宝鸡古称陈仓、雍城，是炎帝故里和青铜器之乡，是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所以，宝鸡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诗经》里的《秦风?渭阳》中“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等，都与宝鸡地区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西府曲子之王”郑文显的祖父——清末举人郑筱斋的记录，西府曲子原来是秦穆公宫廷中的一种“宫曲词”，有两种形式：由乐工、词工演唱的“正宫调”和由歌童、舞女演唱的“小宫调”。曲子的正式形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经过长期的选择、加工和演变，它主要流行于城镇和集市间，经过民间艺人的广泛填词，在当时被称为“曲子词”。曲子词在流传演变的过程中，到北宋时期，受到民间说唱艺术的影响。到了元代、明代以及清代初期，民间曲艺和戏曲成为陕西西府地区最为活跃的曲种之一。在当地经常会有聚会交流技艺，一些艺术家不但收录曲目、积极编创大量曲目，还成立了“曲子研究会”，收集整理创编了西府曲子的常用形式：如《打枣杆》《卖杂货》《闹五更》等。曲子社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凡有庙会，就会有诸多的曲子班社相邀斗台，场面宏大热闹非凡。解放后，西府曲子的斗台形式成了一种民俗活动，不仅曲子社之间相互斗台，而且还与地方其他剧种争相斗台，比如秦腔等。在这种形式下，艺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和艺术文化修养，同时也促进了地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发展。建国后，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西府曲子更加活跃，而且被搬上舞台，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府曲子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唐，发展于宋元明，盛行于明清时期，在长期不断地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其他各民间艺术形式，而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曲子戏”。
二、西府曲子的生态环境
宝鸡，古称陈仓，陈仓以古陈仓山（今名鸡峰山）而得名，又因鸡峰山有“晨宝鸡鸣”“鸡鸣之端”“石鸡啼鸣”之祥兆而改名为宝鸡，此名沿用至今。[2]一个地区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文化的形成机制和生态的维护机制密切相关。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其外部生态环境、内部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文化都需要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生存的物质。环境选择就是一种文化选择，文化选择亦是一种环境选择。在许多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是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媒介，文化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文化、人类就无法从环境中获取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3]这也是文化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宝鸡位于陕西省关中西部，地理位置属于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的结合地带，而西府地区，处在渭水流域，关中西部。宝鸡自古以来就属于雍州之城，在商代是岐周之地，后来成为周的都城。所以，宝鸡地区特有的地理、自然环境为其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宝鸡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与宝鸡地区邻近的西安是十三朝古都，这使得宝鸡地区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周边民族相处也比较和谐，这些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都对日后西府曲子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西府曲子的歌唱内容
传说西府曲子原来是秦穆公宫廷中的一种小曲，叫“宫曲词”。分“正宫调”“小宫调”两种。乐工、词工演唱正宫调；歌童、舞女演唱小宫调。后来因为秦宪公让一部分歌童、舞女还乡，所以小宫调流入了民间。经过不断的发展融合和演变，宫曲词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西府曲子。西府曲子作为民间戏曲演唱活动，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西府曲子座唱、社火曲子演唱、西府曲子戏。不同的民俗活动伴有不同的曲子表现形式，如在神社庙会、婚丧嫁娶、祝寿满月、驱邪还愿等民俗活动中是西府曲子座唱；春秋祈福活动、抢山神、闹元宵等大型民俗社火活动中是社火曲子演唱；而西府曲子戏以出演小型传统剧目和新编现代小戏为主，常见于各种晚会演出活动中。据调查，西府曲子的传统曲牌，目前有一百多支。根据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民间社会生活为题材，具有浓厚的世俗化气息，其代表曲目有《绣荷包》《姐儿思情》《放风筝》等，这些曲牌表现了普通人民的风俗世情；另一类以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或表现帝王将相建功立业、征战杀伐故事为主，如《古城聚义》《秦琼观战》《伯牙捧琴》《醉骂禄山》等。综上，西府曲子有口头性、即兴性、集体性等特点，能够抒发人们的内心情感，所以，在当地民间有“不卑不亢、刚柔合宜、雅俗共赏”的赞誉。根据调查，现存的西府曲子有800多首，作为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西府曲子已被列入第一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西府曲子的社会功能
艺术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而又较为普遍的文化形式，其作为一种精神，不但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能通过审美创造活动使人们的精神获得愉悦，身心得到调节。无论是哪种民间音乐形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扎根于生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切联系，西府曲子之所以能够传承到现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传唱满足了人民的心理诉求，是与关中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它作为陕西关中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西府曲子与民间的其他音乐类别一样，具有群体娱乐的功能，在民间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老人祝寿、新房搬迁以及庙会等民俗活动中，主家都要在家演唱好几天，这说明，西府曲子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功能。除此之外，农闲时，它也是农民们自娱自乐的好方法。在音乐人类学家、“功能主义之父”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根本是‘手段性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取的方式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作用。”功能主义者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所以，文化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时，也创造了新的需要。”[4]
五、西府曲子的文化传承
西府曲子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现代性语境中的话题。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府曲子这种传统文化也在遭遇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加快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西府曲子的传习地区宝鸡同样被纳入这样的总体进程之中。所以，西府曲子的传承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一）欣赏地点与接受心理变化。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对西府曲子的接受心态、审美诉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地区的一切音乐活动都与民俗活动有重大关系，西府人民的一切礼俗活动都离不开曲子，两者互相依存，沿着历史的长河生生不息。然而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西府曲子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大众的欣赏口味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很多人觉得民间曲艺太土太旧且不合时宜，缺乏时尚感，这使得许多民间曲子失去了观众，当然也就失去了很多传承的机会和土壤，所以西府曲子的民俗传统在逐渐消失。
（二）现代语境与审美体验转型。在传统意义上，西府曲子是一种自娱自足的民间艺术，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它必然从封闭走向开放。他者视角和标准的介入，使其向内的审美正在走向开放，这无疑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为了应对挑战，这需要不断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并为我所用，为西府曲子的不断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三）社会变化与传承选择。西府曲子传承的主体是歌师与民俗社，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传统社区的开放性，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使传承主体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化和音乐教育的功能需求又使传承走向学科化和体制化，这必然带来传承主体和传承模式的重新构建。因此，我们不但要保护当地的艺术作品，还要重视保持它与本区域的相互联系。总之，某种地域文化的形成、成熟和发展，看起来是一个线性递进过程，但它的成因远远不是如此简单。事实上，音乐文化形式不管如何繁复，它终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如果我们无法深入地去理解它背后的地域文化所反映的深层含义，传承保护也就失去了意义。民族民间艺术多通过听者的视听系统激发审美体验，在他者的视野中往往呈现的是一种浅表文化印象，我们更要把它置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下加以认知与分析。
因此，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某一族群或地域的事情，它关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心灵。西府曲子作为陕西关中地区的民族民间艺术，这种特定文化的表征体系聚合了这一地区人们的意识观念与行为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作为民间艺术的西府曲子是基于这一地区人们共同认知的一种精神与物质而创造的。另外，这些艺术化、抽象化的经验，又反过来成为新的艺术形式，从而对这一地区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新的作用，如此绵延不断。西府曲子的曲调音乐，是关中地区的文化缩影，它的歌词，更是一座丰富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知识宝库，是研究中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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