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11个公廉古代故事
公廉故事墙——古代故事排序：
1、子罕不收宝玉
子罕是春秋时期宋国的贤臣。宋国有个人得到了一块美玉，把它献给了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的人说：“我已经拿给玉工看过了，玉工认为它是宝物，所以我才敢进献给您呀！”子罕说：“我把不贪婪当作宝物，你把美玉当作宝物。如果把玉给了我，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吧。” 献玉的人对子罕说：“小人怀中藏着宝玉，到哪里都不安全，还是把它送给您吧。这样就可以免于被人谋财害命了。”于是子罕让玉工雕琢宝玉卖了出去，把钱给了献玉的人，然后送他回家去了。
2、妻贤夫祸少
后汉人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一块金子，拿回家把它交给了妻子。 妻子说：“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我听说，有志气的人连泉叫“盗泉”的水都不喝，廉洁的人不随便接受别人送的食物。如果你为了贪图小利，把这块金子留下了，就丢失了诚实守节、廉洁自律的高尚品行。” 乐羊子听了觉得非常惭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地里去了。乐羊子在外求学，妻子在家辛勤操持家务，奉养婆婆。一天，邻家的鸡跑到她家的院子，婆婆竟然把鸡抓住杀了。乐羊子妻流着泪说：“是因为我没把家务操持好，让大家贫穷，要是儿媳有能力的话，您也不至于去吃别人家的鸡啊。”婆婆听了，满面羞愧，悄悄地把鸡肉倒了。 娶妻当如乐羊子妻，这样家庭才会更加和睦、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3、为政清廉的诸葛亮
诸葛亮功劳盖世，毕生廉洁自律。在《自表后主》一文中，诸葛亮写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妻舅叫阴识，家有四千七百余顷，比诸葛亮多出45倍。诸葛亮病危时，立下遗嘱：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丧事力求节俭，依山为坟，墓穴只须能放一口棺木，棺木中不得放任何陪葬品，自己也只穿平时便服。这就是一代名相的最后要求。“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理想，他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4、陶母教子廉
东晋大将陶侃，不仅忠心为国，战功赫赫，而且一生清廉俭朴，深得世人的称誉。这实际上得益于陶侃母亲的教诲。陶侃幼年丧父，家境清贫，由母亲湛氏抚育成人。长大后在家乡浔阳县谋得一份官差,还兼管一个鱼塘。一次，鱼塘捕鱼，陶侃心想母亲在家很难有机会吃到鱼，便拿了几条腌制起来，兴冲冲赶回家。陶母了解到鱼的来历后，严肃地对陶侃说：“你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来，还面带喜色，使为娘很为你难过和担忧。你现在还是一名小小的官吏，就会拿东西回家，将来如果做了大官，不知会变成怎样的人呢？”听了母亲一席话,陶侃连忙跪下认错,表示悔改。
5、为官如清水的包拯
北宋廉吏包拯，为官一生清廉，不畏权贵，最恨贪赃枉法，民间称他为“包青天”。包拯曾任端州知州，端州盛产是“文房四宝”之—的端砚，每年要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端砚。历任知府借机加倍勒索，中饱私囊，搞得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下令只按进贡数量制作，一枚也不许多要。离任时，他将有人悄悄塞在他行李中的端砚投入江底。“为官如清水，不持一砚归”传为佳话。包拯晚年立下遗训：后世子孙为官，有贪赃枉法者，不得葬于祖坟。他要求把这个遗训刻在石上，砌在堂屋的东壁以昭后世。
6、苏轼清廉为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仔细权衡每一文钱，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度过难关，不失为良策。
7、一贫如此的张浚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三百两。
8、朱元璋“四菜一汤”倡导廉洁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其故乡凤阳还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朱元璋宴请众官员时坚守这四菜一汤，他还给大臣们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朱元璋虽为一国之君，但他率先垂范，倡导廉洁之风。 9、“三不”清官海瑞
明朝海瑞，一生敢于直言，坚持正义，被誉为“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的清官。步入仕途后，他一如既往，穿布袍、吃糙米、食自己种的菜。他知道百姓贫穷，去农村巡视时，命部下挑着菜和米随行，自己开伙，从不扰民。他一生未置田产，只依靠祖上留下的十亩地养活一生。海瑞临终前三天，兵部派人送来的柴金费多了七钱银子，他命部下送了回去。海瑞死后，他全部家当只有十多两银子，所有帏帐十分破旧，清贫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他的丧船过江时，两岸站满了送葬的人群，奠祭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10、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曾任兵部右侍郎兼河南、山西都御史。上任时只乘普通骡车，无锣鼓仪仗，无卫兵侍从；明察暗访时，也都轻骑而行，从不惊扰百姓。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都得向权臣国戚送重礼。但于谦一身正气，不随波逐流，每次都是两手空空。好心人劝他随风入俗，“不送金银，送些土特产品也行啊!”。他举起袖子笑
笑说：“你看，我这不是带去了两袖清风吗?”成语“两袖清风”便由此而来。
11、一代廉吏于成龙
罗城治盗，湖北平匪，福建平冤，直隶救灾，两江惩恶，于成龙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康熙19年，于成龙改任直隶巡抚。大名县县官遵循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于成龙严词拒收，还特地颁布了《严禁馈赠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决不宽恕”。 直隶大旱，于成龙含泪杀宝马让百姓充饥，康熙念其耿耿忠心，赐诗赠银予以嘉奖。
篇二：反腐倡廉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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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自古以来就是做好官的标志，总是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明代有名的清官于谦就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被人们尊敬地称为“于青天”。他六十岁寿辰那年门口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就连皇上也不例外，送了一只玉猫金座钟。但他一概不收寿礼，连皇帝送来的礼品也回绝了。他一生两袖清风、刚折不阿，留下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绝唱，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新时期***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
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说起 宋朝的包拯，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他姓包名拯，包公是人民对包拯敬爱的称呼，一生爱民如子，非常清廉。奉行“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信条，才有“青天大老爷”的美称。他从不为自己办寿辰，但是在60大寿那年，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破例要给包拯办一次寿辰，包拯这下可为难了。最后，包拯决定拒礼不收，白水招待。不一会，衙门外人山人海，不管送礼的人怎么说，包公都一再拒礼，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送礼，包公一个一个的拒收，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夕阳要落下的时候，一个老汉匆匆走来，手里捧着一盆“月月红”，包拯看后，认为这不同于前面的礼物，这花代表了许多人们的心意，同时也表达了乡下人的朴素，不能不收。于是包公亲自走出衙门，双手托过老人的“月月红”，笑容满面地说：“赵钱孙李住村营，好花一盆黎民情，一日三餐抚心慰，丹心要学年年红。”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励志 包公很傻，包公怎么那么笨，这么多好礼送上门来，都拒之门外，偏偏会收下了乡下老人的一盆花。
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廉政。是指人的行为品行正派，克己奉公，不奢侈浪费，也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廉政作为一种品德，一种作风，一种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指官员正值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廉洁、无私的奉献给官府，而且要不收贿赂，一丝不苟的为人民服务。那些贪污受贿的
人，只追求享受，贪污的人，犯了错误，没一个不被关进监狱的。我们应该做到不贪污受贿，廉政为主。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到处都收贿赂，被人比作虽生犹死的人。另一种人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当然是廉洁的人，这种人的名字会流芳百世，被人们当作虽死犹生的人。
在我的述说下，廉政已经不再那么难理解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例子，如我们最熟悉的公安局长任长霞，处处为人民着想的好同志牛玉儒，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好干部郑培玉等。好多这样的楷模，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出了我们今天安宁的幸福生活。他们虽死犹生，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的英勇事迹广为流传，英雄精神流芳百世。我们要记住这些伟大的英雄。我觉的人不一定要贪图享受，贪污到时候就是人财两空，不如不贪。
再说说发生在我身边 的廉洁故事吧！
我的爸爸在政法部门工作，手中也有一定的权力，托他办事的人也挺多，有请他吃饭的，也有送礼的。可我爸爸总是一一拒绝。有一次，我爸爸的一个朋友来请我爸吃饭。原来，那个人驾车违反交通规则所以驾照被扣留了，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回去。于是就想求我爸帮忙。可爸爸却毫不留情地回绝了，并严肃地说：“如果你请我吃饭，我就帮了你的忙，这不就成了交易了吗？再说，违反交通法规不好好接受处罚，对你今后开车没好处。”朋友惭愧地低下了头。爸爸常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要做一
个好的公仆就必须防微杜渐，从小处做起。
同学们，我们长大后是想流芳百世，为人们歌颂。还是要遗臭万年，留下骂名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官员都能廉洁奉公的话，那该多好啊！那反腐倡廉广告写的好，把廉洁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融为一体，使人生进入最高境界。
抱着一颗廉洁的心的人，专心致志于事业的人，他一定会流芳百世！
让我们一起反腐倡廉吧！
篇三：反腐小说为何总是讲述清官的故事(范文)
反腐小说为何总是讲述“清官”的故事？
房福贤
世纪90年代以来，以清除腐败、提倡廉政为核心的反腐小说大量涌现，成为文坛醒目的一道风景，这在几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史中实属罕见。
反腐小说是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衍生出来的精神产物。所以，它也应当而且必然地带有这个时代所赋予的艺术品格，那就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肯定与弘扬。事实上，这也是当下学术界评判反腐文学思想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一部作品被人称道，是因为它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而一部作品被人批评，则是因为没有体现出现代法治精神。但小说创作的现实却往往与人们的期待不同，按照现代法治观念创作出来的反腐小说，虽然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往往缺乏丰富的人性表现与人们的审美期待，并不大为观众所认可，倒是那些极具传统人治意味的小说，虽然没有着意在法治的层面上表现出其现代精神来，却因为写出了人物独特的性格与人格魅力，从而引起了人们比较广泛的阅读兴趣。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复杂的，它之所以呈现出某种形态必然有其独特的原因。转折时期最需要的是法治精神的培育与法治观念的弘扬，而致力于反腐小说
的写作者对此可能会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张平在《十面埋伏》中借省委书记肖振邦之口这样说过：“法律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根，如果这个根出了问题，甚至烂掉了，那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既然这样，作家们为什么仍然在小说创作中对个体的人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津津乐道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新时期以来，基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需要，党和政府加大了依法治国的步骤与措施，不仅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而且特别强调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依法办事。应当说，经过了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法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变。但是从“人治”走向法治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是相当漫长、曲折甚至反复的。尽管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的阻力也是很大的。以反腐为例，制度层面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仅苍蝇横飞，大大小小的老虎也没有被关入笼子，更不用说自觉地走进笼子。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无论是打苍蝇还是打老虎，都需要某些极具权威的个人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事实。而当下反腐小说之所以表现出浓厚的“人治”意味，可以说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反腐文学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要求客观、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既然当代中国的现实是这样，那么反腐小说将人物描写的重点
集中于某些个人行为，着力表现他们在反腐倡廉中的个人作用，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要求的，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是对现实的漠视。
对此社会现实，作家张平深有体会，他为什么喜欢把包括腐败等各种问题的解决放在个人身上？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目前有效的制约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干部个人的修养和品质如何，确实在起着决定的作用。”作家陆天明也说过：“一直有评论说反腐作品有‘清官’意识，其实并不是作家要搞什么‘清官’意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官本位么。‘清官’的作用不能回避。中国需要‘清官’。”也正因为这些反腐小说立足现实，直面现实，不仅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也同时让他们在对那些颇有“人治”意味的英雄表达敬意的同时，也自然地认识到了法治建设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反腐小说之所以呈现“人治化”现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艺术表现中积淀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为核心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治理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的“仁政”观。由于儒家文化的广为传播，不仅以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集团将“仁政”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普通民众对“仁政”的好感也远远超过了对法律和法令等制度的关注。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也没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政
治生活中的普通人来说，将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公正、个人的命运系于那些智慧超群、鞠躬尽瘁、克己奉公的清官贤吏的身上是极其自然的。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压抑与萎缩，依附、顺从等客体意识的活跃与扩张，但在封建专制的年代里，“仁政”毕竟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意识，同时也造就了一些刚正不阿、正直清廉、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当现实生活中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民众深以为苦却又无力与之抗衡之时，不畏强暴的“青天”成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清官给人以希望，让人在现实中所受到的委屈和不平能够通过清官故事得到了替代性满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清官形象逐渐积淀于文化传统与审美理想中，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有活力的原型之一。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尽管大多数国民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反腐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但为官清廉、办事公正、敢于碰硬的精神，并不因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失去其意义，人们仍然深深拥戴这样的人物。纵观当下中国最受欢迎的反腐小说，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有着“青天”的影子与清官意识，比如《抉择》中的李高成，《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国家干部》中的夏中民，《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们的喜爱，因为在他们身上承载了文化的基因、现实的真实和百姓的诉求等多重含义。现代理性与审美传统的这种矛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与
民族中都是存在的。它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艺术所需要的。只有契合了老百姓心中最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将历史文化内涵和现实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才是读者喜欢的文学，才有艺术的魅力。不必勉强地在小说中硬加什么所谓的现代意识，应当相信当下中国的读者不再是以往那些毫无理性判断的盲从者：一个人欣赏清官，是因为这些人或事更能激起他内心的审美情感和独特体验，并不表明他就缺乏现代法治意识与主体精神，艺术欣赏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反腐小说之倾向于“人治”描写也是类型文学的需要。从小说文体的角度讲，反腐小说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有着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要求。从生成的历史与语境看，反腐小说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正是由于法制不健全，才出现了大量的腐败现象。也正是由于不能依法办事，才出现了包拯、海瑞等以己之力惩治贪腐现象的“青天”，这构成了反腐小说最主要的叙事要素。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正在建设中，正是由于法治建设的不完善，才导致了当下大量腐败现象的产生。如果法治健全了，腐败的现象也必然减少了，作为一种类型的反腐小说自然也就走向了尽头，因为作为反腐小说必需的叙事要素如制度缺席、法治不畅、善恶对立等已经淡薄，已经构不成了小说最基本的冲突与矛盾了。自然，作为反腐小说的英雄人物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当下中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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