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竹马》观感

《青梅竹马》观感

　　之所以是“观感”，是因为这是一篇相当散乱的文本，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只是记述了我的感受罢了。

　　当初买到了被出版社冠以同名的作品集，是登上拜访旧识的火车前，因担心旅途枯燥而从书店随手抓了两本书的缘故。然后来我意识到，当你坐在绿皮车的硬座车厢里读樋口一叶时，周身会有一种不是女装胜似女装的气氛(尤其是抱着一个一米多长的蓝鲸抱枕时)，让人微妙地感到有些不自在。

　　那大约是因为樋口的文字，太过完美地表现出了那种女性化的柔美和凄婉，以至于让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心境也代入其中了。

　　这样生动的刻画，大约也就是我喜欢樋口一叶的最单纯的原因了。而在我看来这一个原因就够了。

　　读樋口一叶是我提出来的，细究下去，大约是当顾一一问我推荐什么文章的时候，想到有几位都是初识，我希望找一部最能体现我阅读偏好的小说权当自我介绍，就选了《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上可以贴的tag很多，浪漫主义啊，明治初期啊，日本传统啊……这些背景都在其上有所体现，但我最喜欢的，是它高于一切的故事性，或者说，对小说内部封闭世界的一种尊重。

　　如是说显得有点模糊，不过不妨举其他小说作为对比，就能看出《青梅竹马》的特点。近来语文课在读鲁迅，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了。其实鲁迅和樋口一叶的创作背景很有些相似，所处的都是各自国家方才开始近代化，而近代文学和思想也方兴未艾的年代;明治维新的日本，其社会问题未必比之辛亥革命的中国要少，这一点从他们需要两次内战来解决思想分歧就可见一斑。然而鲁迅与樋口一叶的文字，看得出来是极其不同的。鲁迅的小说是极功能化的，出发点在于反映抨击时事，这样的小说诚然也可以是好文章，但其侧重点就多半放在了社会性上，角色的构建，词句的斟酌，都围绕着反映现实社会的目的，因而之于故事本身，很难说有趣或是动人;相应地，在樋口一叶的遣词造句和形象勾画中，最优先的目的是对种种物哀的刻画，在角色的一言一行、环境的一更一易中传达出让人共鸣的心绪，而社会背景，则仅仅作为物哀的来源或是便于读者理解的注脚。更直观些地比较的话，欠下酒钱消失的孔乙己，其形象已经被封建礼教的象征意味塞满了，比之留下纸花离去的信如，前者像是人偶而后者像是生人。

　　或者再举个例子的话，从推理小说而论，社会派推理和本格派推理就是注重小说社会性和故事性的对立面吧。本格派更关心推理本身的逻辑是否精妙，而社会派则注重推理故事反映出的世态炎凉。就个人而言，喜欢本格派多一点。

　　并不是说故事性和社会性不能彼此共存，就好像樋口一叶的文章也有社会性的一面在其中，就好像任何作者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同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但两者在被创作出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反映了文学创作的两种目的。注重社会性者，其小说的出发点是宏观的，意在解决社会问题或是宣传某种思想，而注重故事性者，其小说的出发点是微观的，意在作者对自身情感的抒发。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小说——甚至全部书——对于我来说，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空间维度，是我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更多经历的途径，和现实同等甚至更加重要，也是我灵魂得以稍作歇息的避风港;因此，我希望对书中世界内部的独立性保持尊重，也就更喜欢那些关注故事性本身的小说了。

　　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关乎创作目的的问题。尽管我已经不是很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还是承认总有些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的(但至于人们该不该给别人灌输自认为正确的思想，我存疑)，不过我总是怀疑是不是有必要在小说中讨论社会问题。我总觉得要解决社会问题者，当去写社论、写政治论文、做公开演讲，而不是藉由小说遮遮掩掩地表达观点(当然，旧时文字狱的年代，似乎确实有这个必要，但那是不得已的妥协之举而非上策了)。我以前在推文里写到过，李清照在《词论》中讽苏轼等人的词作是“句读不葺之诗”，反映的即是把“词”这一抒情文体用作社论的光怪陆离之处，而于我个人立场来说，小说的目的也在抒情，因而读注重社会性的小说，就难免有李清照读苏词之感。

　　这么看起来，似乎就很容易导向“左翼作家注重社会性，右翼作家注重故事性”的推论了，这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关心社会多一点还是关心我们自己多一点，在此就不多谈了。

　　总有些观点认为儿女情长的文字是缺乏意义的，尤其是在国内，尤其是在代表如今社会主流的上一代人，其生长环境还没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但其实，这里容我说个人看法的话，抒情者比之指点江山更有意义也说不定。社会总是处在变革中，我们在上世纪初抨击君主，上世纪中期抨击布尔乔亚，上世纪后期抨击官僚……如此循环往复，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各自的问题，也不怎么有没有代价的解决方案;然而人的思绪，那些被春花秋月拨动的心弦，却是每个时代共同的东西，是人的天性;而关心那些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者，要追根溯源，也许也要从人的喜怒哀乐着手吧。届时，或许他们会觉得，这社会上总要有的些许的悲哀，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