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心向党】我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秀征文鉴赏
外婆是十八岁嫁到这个村里来的，于是她的后半辈子一直和这个村子脱不开了干系。
外婆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一家七口，家里实在是养不活这七张嘴，于是老太公狠心把外婆这个长女卖了。那个时候真的好穷啊，外婆说她小时候被卖去别人家做农工，给人喂猪，择菜，如果没有干好活就要被打骂。她平平淡淡地说着这些，抬头看了看远方，眼里满是我看不透的苦楚。
后来嫁给我外公——一个江南败落道观的道士。其实这个村上，仿佛都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说起来其实都是一家人，在那飘飘荡荡、纷纷乱乱的时代浪潮下，勉勉强强地过着自己相对安安稳稳的日子。
可惜文革的浪潮开始了。
外婆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只知道要跟着生产大队一起干活。所以对她而言，听着大队的哨子，拿起锄头去后面农田里干活去的日子，还算凑合——毕竟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吃着大锅饭，傍晚大家拿着毛主席语录，她也是对本本里面的字感到兴奋和好奇的。
可是日子不总是那么平静的。
邻居是个书香门第，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被大队人拖了出来，每日脖子上挂着板板，被人用最恶毒的话批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不仅逞口舌之快，还动手。“邻居的那个阿方好像就是被批斗死的。”外婆依旧是平淡地说着这样的话“他老婆后来疯了，天天就感觉有人要打她。”我想了想，村上好像确实是有一个疯老太，成天躲着人，疯疯癫癫的。
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外婆经历过。她一个农村妇女，也不懂太多，只是随着时代的浪潮浮浮沉沉，看着周围的人，或卷进了时代浪潮的深渊，或被推上了浪的最高头，但是她好像随波逐流，就像这个小村在文革的浪潮中，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只是物是人非罢了。
我问她那段时间和后来比，怎么样?
她想了想，还是觉得那段时间过得也不好，还是穷。虽然干活干得多，但毕竟是大锅饭，什么都是大队的，没有自己的东西。记得妈妈提起过，外公会撑船。那时候村里有个小池塘，大队里有一艘船，外公就时不时撑着船，载着一船的货，顺着大运河，一直划到上海的河口，再撑船回来。一走就是半个月。那段时间，外婆就要一个人撑起整个家，总觉得会很累，很苦。但外婆什么都没说。
“小平同志来了以后我们日子就好过很多了。”外婆很感慨地说。
“至少吃得起肉了。”
那时候，村子里大队解散了，硕大的农田被村里人一块块划分，确认到人。于是，大锅饭变成了小碗饭。种什么，种多少，都拿捏在那双拿锄头的手里了。公家的成了私家的。圈一片地作猪圈，圈一片篱笆养鸭子养鸡。养一条狗，养一只猫。家里仿佛一个小型的农场。略显死气沉沉的村子又活了过来，有了各家各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香气，各家烟囱里冒出来的油烟味。屯了好久的粮票也用不上了——再不不用计划经济下，省吃俭用的生活了。餐桌上的大米配咸菜杆也变得稍稍丰盛了起来，时不时会飘起肉香了。
改革开放以后，外公的道士身份再也不用遮遮掩掩的了，他可以外出补贴家用而不会被人批斗成封建阶级了。
而那个把外婆狠心卖掉的老太公，也找到了外婆。虽然有些恼恨，但至少一家人重新团聚了。
更重要的是，腰包鼓起来了，腰板也挺起来了。虽然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紧凑的，但至少不用整日勒紧了腰带，漫无天日地干活，过那种一日饥，一日饱的生活了。
“真的很谢谢小平同志呀。”
赶上了好时候，妈妈也很争气地考上了大学。成了小村子里为数不是很多的大学生之一。和同村其他的小伙伴一起，一个人背着行囊，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虽然那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的，轰隆轰隆的在轨道上慢慢地跑。那时候的火车也是拥挤的，有时甚至要从窗户里爬进去。但是载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似乎没有那么糟糕。
而后也有了积蓄，破旧的老屋终于可以修修补补，成了一栋还算可以的小平房。
当我出生，住在小村上的时候，正好刚刚踏入二十一世纪。小屋也装上了电话，一开始的黑白小电视机，也换成了一个小小的彩色电视机——虽然只能草草放几个不甚清楚的频道。家里不算富裕，农村的孩子日子还是很清贫的，房顶还是自己铺的瓦片，地上还是铺的青石地砖，但住起来还算是温馨。
家境好的邻居已经造好了小洋房，三层楼的建筑，有自家小小的庭院，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小小的轿车。那时候孩子们是活得很开心的。田里是自家种的蔬菜——大米可以在街市上买到。无聊时可以跑到不远处的大桥上看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再也没有外公当年自己撑的那种小船了，只有突突突的声音回荡在大运河上，那一艘艘载着好几吨货物的船，可能是从遥远的北方一路南下来的。
小村上那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路，后来也重新修整了一番，铺上了结实的水泥。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寸步难行还会脏了鞋子和裤子了。
当时村外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未知的存在，镇子上最繁华的地方莫过于镇上的菜市口，蹬着小小的吱呀作响的三轮车过去，有无数的小摊小贩在贩卖各色各样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时不时我还能一饱口福，享受到那腌好的卤肉。
那小小的一间小屋，小小的一个村庄，和后面广阔的田野，都成了童年一方不可抹去的记忆。
又过了好多年，当土路边的松树苗长得比人还高，当舅舅那常骑的拉风的摩托终于停在了车库，换成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开进村子那小小的土路都有难度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路原来已经那么宽敞了。那小小的土路摇身一变成了杨康大道，周边立起的高傲的路灯照得亮如白昼。小小的平房，最终在轰隆轰隆声中，结束了它最后的使命，重新成了一堆砖头，砌进了新屋的墙中。
光阴一瞬，大片的荒地上立起了一排排别墅，那粉墙黛瓦比起老屋的水泥质地，一块诸如“紫气东来”的门匾，门口那一圈郁郁葱葱的绿化，让外婆不由湿了眼眶。
这个新家其实离老屋仅有五分钟的脚程。老村子如今已经成了一片幽谷，静静的，小小的，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后，那一隅已经容不下村子继续挤着了。于是老村子终于在浪潮中归于平静，新村子在那小小村口外的广袤天地中拔地而起。先是几排小房子，而后是鳞次栉比的楼屋。新的村委会也建立了。一大片篮球场边的公告牌上，红纸黑字的清晰地写着村委的任命，其中不乏一些认识的“老熟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凭，小学文凭，但是依旧能看出他们正经维持村子的模样。村子渐渐地，设施全部换新了，建起了供村民们休息健身的小公园，修建了一个更大的鱼塘，在距离大道最近的地方立起了村口的大石，多么气派。外婆再也不用种地了，大部分田都外包了——虽然她还是舍不得那一块地，时不时会跑过去种一些小菜给我们吃。
看着爸爸手里的手机，从最早开始的小小的诺基亚，变成了翻盖的摩托罗拉，再变成滑盖的可以上网的手机，到最后的智能机。
也看着外婆的身影，从最开始的高大，到稍微有点花白头发的孱弱，到现在满头银色的头发，那满脸的褶皱，那缩水了一般的身材。
时间留下的痕迹太过于明显。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我不是见证者，但是我父母是，他们的人生似乎就是赶着改革的潮流来的。我外婆，这个村子更是，都是在新中国初期的风雨飘荡中沉浮过的，到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他们更是有目共睹。
现在，外婆住着精装修的小别墅里，可是随时外出和老村子里的老太们一起坐在那宽敞的大路旁，扇着扇子，唠着家常。不用担心夜晚的来临，按时亮起的路灯，不变的柴米油盐的声音，不用担心的食物问题——想吃什么吃什么。一切都是那么温馨而又安静。
儿女们时常开着轿车就过来了，带着对家的留恋。过节过年，亲戚们也可以时常走动，不管分隔有多远，回家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不过是几脚油门，或者是一张车票的事情。周围的高速高架立起来了，高铁站建起来了，地铁也通行了，大路越来的宽敞，回家的路越来的明亮。
村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欢声笑语中，是外婆的笑声，是外婆的孩子，孙子，曾孙子辈的笑声。新一辈的孩子其实根本不知道老村子原来长什么样子了。
外婆就这么坐在门口，其实她十年前也是这么坐着的，几十年前也是这么坐着的。可能是时代发展地太快，她一个文盲可能有些理解不了，但是她就这么安静地坐着，感受着生活从开始的艰苦，到后来的清贫，到后来的富裕。外婆曾经开心得像个孩子，她给我炫耀着村子里给她发的补贴金，仿佛像炫耀着什么精贵的宝贝一样。
如果说外婆，是为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讨生活而努力生活的，我的父母，则是为了在那个时代更新努力发展的时候站稳脚而努力生活的，那么我，在这个物质不匮乏的年代，则应该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努力生活的。
一开始，我觉得改革开放四十年，离我好远。我这才活了十八年。
可是就单单这十八年，变化也似乎是日新月异的。
后来与外婆聊了聊那我未知的过去，才发现，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国家变化，社会革新，是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小如我的外婆，小如那个小村。
改革开放离我远吗，似乎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生活之中。村旁的那些个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大运河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络绎不绝的轮船，村子里的农民之所以能过上自己安稳自在的日子，其实都是归功于此。说是天翻地覆真是毫不夸张。
小时候村口种了一小片芝麻，我不认识，就拉着外婆的衣袖，问是什么。外婆笑着说：“这是芝麻花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想着生活不也像这芝麻一样吗。节节高不再是一个美好的祝福，而是真实发生的生活。
外婆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小村也是。我也是。
风雨飘摇四十年，外婆的影子在光芒下拉扯地很长。小村在阳光的普照下，似乎镀了一层金。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只蜷缩在村子里，我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我更想成为参与到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一员，推动这股浪潮的前进。于是我往前走啊，走啊，向着那温暖的光奔跑。虽然跑得远了些，但是我相信，我既然跑到了北京，跑进了北中医，那么我将背负着中医药的未来，奔向光明的未来。我希望那光芒，能够将中医药的温暖，普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的小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红心向党】我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秀征文鉴赏》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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