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反右斗争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右派分子”身份。
目 录
简介
过程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阳谋”论
右派标准
极右分子标准
反右扩大化
趋于平静
后续
右派人数
著名大右派
右派的命运
右派的平反
至今未平反的右派
反右运动
简介
反右运动为中国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
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
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
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
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1]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
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
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
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
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
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大多
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1]
“右派分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右派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知识分子，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用自己的正直的社会良心、高尚的知识分子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因此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惨痛人生代价换来了名留青史的不朽。
[1]
过程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 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2-4]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5-8]
“阳谋”论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
疑虑和恐惧。[9]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
党 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
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
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
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同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
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
《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但也
有很多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论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言论，都发生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
右派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
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
括：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
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
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
削。[11]
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
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11]
3.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11]
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11]
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11]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11]
极右分子标准
1.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11]
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11]
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
分子。[11]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
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11]
简言之，反对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
为极右分子。
反右扩大化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
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直至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第二波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运动。[12]
右派人数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13-14]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 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15]
著名大右派
中国头号大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国现代民主党派著名领导人之一）。[16]
中国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分子是：龙云（彝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现璠（壮族，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欧百川（苗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马松亭（回族，中国现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达（土家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王毅斋
篇二：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看法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看法
1957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是我国50年代后期一个涉及全局、影响深远的事件。
党的八大之后，经过8个月的酝酿和准备，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从5月1日全党发动整风，不到1个月，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理论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改变了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即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样就为后来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把整个社会主义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伏笔。在政治上，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20年中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的历史。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与断裂。这一严重的后果首先经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而凸现出来。此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削弱，个人崇拜日渐盛行。这些日益扭曲和变形的政治生活的不断积聚和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同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政策的改变，破坏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在经济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影响到经济建设，成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动因。在思想上，助长了不实事求是、“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等不良风气，促使“左”的思想情绪在党内滋生蔓延，最终导致了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心理上，反右派斗争中所运用的对敌斗争的策略，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愿讲真话；反右派斗争由思想教育转化为一场阶级斗争，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能讲真话；反右派斗争中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从而导致“思想封闭症”的发生，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认为，“祸从口出”，“枪打出头鸟”。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新中国的沉痛教训。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常进行；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能采取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党的正确路线要坚持不动摇；防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为什么说中共九大的路线错误
这次大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九大”召开前，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癀状戊，从中央季员会、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季，以至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起
来。绝大多数党员也还没有恢复党级组织生。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设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何处在被审查、被监禁在状况。在产生“九大”代表的过程中，由地党组织处于瘫癀状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择，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的，这种违背党章规定的作法，使代表产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这后，才赶入党手续，或在火车上突击入党。而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或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九大”之外，没剥夺参加“加大”的权利。
“九大”两去酿选举新的党员中央委员会，规定中央委员工数不超过250人；规定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后选人；规定原八届中央季员和候补中央季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季员和候被中央生委员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53人，在预选候选人的过程中，拖延大十天之久。林彪、江青都企图把自己的新信、党羽寨进中央领志机构，把大批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党多年培养、有真正党悟、有才干的好同志排挤在外，结果名额不得超过原定的250人，改为279人。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被中央委员只有53人，不到原八届中央委员1/3从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局委员人数中，可以看出，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从而加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
篇三：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反右斗争：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7月，毛泽东在南京计划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1]
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某些人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 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1957，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非常年代。该年春夏的反右事件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轨道，从此，共和国连遭挫折 ，损失惨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耽误达20年之久！
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
反右头争最为严重的历史后果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向，即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扩 大敌我矛盾，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向“阶级敌人”开战。这种转向，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重要 论断。
党的八大（1956年9月）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作了正确的规定。八 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
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 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 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1957年9月（此时反右斗争已到后期)，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改变了八 大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并且说，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根据同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将阶级斗争状况作为重要的补 充。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此外， 还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以及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为以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 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才终于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它使国家耽误整 整20年的时间。
二、执政党建设陷入两难困惑
党执政后，面临着更繁重的任务，更复杂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决定开门 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探索“民主新路”，确为明智之举。遗憾的是，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毛泽东的思想就改变了。此时 报纸上虽仍大篇幅地报导对共产党的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让右派们“充分暴露”、“引蛇出洞”，最后可以一网打尽。又过了 半个月，就公开亮出反右旗帜，对“右派”的各种言论，包括对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分其对党的好意恶意，不分其对 国家有利无利，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不分清红皂白，统统加以拒绝，统统加以批判。特别是其中有 关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远见卓识，竟也当做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加以摈斥，弃若敝屣，这是十分武断、十分令人伤心的 。这些意见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被人们（包括执政党本身）所逐渐认识。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无法挽救的遗憾！
反右斗争一开展，整风收场，“民主新路”的探索戛然而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共产党是不能批评、不能监督的。毛 泽东甚至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 ”这岂不等于说，克服党内缺点，批判资产阶级就行了。于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是否还存在“其兴也渤，其亡 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如果有，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从这时起，共产党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惑之中：共产 党
在执政中要跳出周期率，就要走民主的路，党（尤其是它的领导者）就应生活在人民的监督之中。可是，一搞民主，放手让 人讲话，“右派”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又担心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只能关闭言路，远离民主。在这种两难的困惑中， 以后更多地选择了后者。后果是什么呢？党内（确切地说是毛泽东）的主观主义愈来愈一意孤行，个人专制主义愈来愈不可一 世，“左”的错误愈来愈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权力一再失控，直至“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即使到现在 ，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已走出了这一困惑。
三、以权代法之势已无力阻档
反右运动造成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先例。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运动的全过程是根据中共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起草，一般未经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讨论通 过）部署下进行的。右派名单是基层支部上报的。一个党支部，严格地说，一个支部的领导（书记）就可以把你定为右派，剥 夺你的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获得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批斗后把你下放农村或流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判决是无期 限的。反右运动作为一个重大的决策，事关几十万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大事，都未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在毛泽东和 中共许多干部的意识中，党代表国家，而且高于国家，党的指示就是法律。于是，对右派定论与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不允 许本人作任何申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称为虐政，并不为过。
第二，1954年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 威的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把对党（或某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既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暴剥 夺，也是对神圣宪法的无理践踏。既然法律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既然以权代法竟畅行无阻，那就潜伏着无法无天的灾难。到了“文革” ， 连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可以让造反派批斗，非法监禁，迫害至死，更何况子民百姓。这种血的教训，是付出十 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四、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
55万余知识分子成了阶下囚，蒙受苦难20余载，试问他们触犯了宪法和法律中的哪一条？对此，至今未见有人作 出过明确的回答。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怎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答案是，他们发表了这方面的言论。有没有什么行动 呢？没有。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他们在座谈会上说了，在作品或在日记里、在给友人的信件里、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里写 了所谓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果仅以此定罪，那么不过是“以言定罪”而已（更何况，当时认定这些言论是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实际上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是大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 既然是“以言定罪”，也可算是破天荒的文字狱。与此相联系的，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冤假错案。
《关于反右运动》出自：百味书屋
链接地址：http://www.850500.com/news/145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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