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反右运动
“阳谋”背后的权谋
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上]
郭道晖
按: 本文作者郭道晖，1928年生，1949年前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和《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是作者根据1957年他所知悉并纪录、保存下来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本人在清华大学的亲身经历，参考其他有关材料，以新的视角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史实和理论问题所作的评析。
前 言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08）则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
5.6倍！（参见ks.cn.yahoo.com2007-10-03）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
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提到AB团，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高法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
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反AB团就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
反右及所谓“扩大化”只是“失误”吗？——对广大党的基层干部而言，或可有“失误”之说；对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开声称是“阳谋”，就不是出于无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历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异己”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的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个人恩怨和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失败的重大罪责。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的身边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于死地。这些都可说是阳谋，因为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而且个人的专制都裹上了好听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群众专政”的外衣。其阳谋背后的权谋，常人难以揣测。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权谋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却忽视了毛泽东对整风和鸣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泽东早有反右的先见之明，神机妙算；更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纪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一、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
（一）整风为了防腐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
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给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篇二：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看法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看法
1957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是我国50年代后期一个涉及全局、影响深远的事件。
党的八大之后，经过8个月的酝酿和准备，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从5月1日全党发动整风，不到1个月，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理论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改变了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即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样就为后来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把整个社会主义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伏笔。在政治上，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20年中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的历史。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与断裂。这一严重的后果首先经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而凸现出来。此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削弱，个人崇拜日渐盛行。这些日益扭曲和变形的政治生活的不断积聚和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同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政策的改变，破坏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在经济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影响到经济建设，成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动因。在思想上，助长了不实事求是、“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等不良风气，促使“左”的思想情绪在党内滋生蔓延，最终导致了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心理上，反右派斗争中所运用的对敌斗争的策略，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愿讲真话；反右派斗争由思想教育转化为一场阶级斗争，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能讲真话；反右派斗争中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从而导致“思想封闭症”的发生，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认为，“祸从口出”，“枪打出头鸟”。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新中国的沉痛教训。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常进行；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能采取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党的正确路线要坚持不动摇；防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为什么说中共九大的路线错误
这次大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九大”召开前，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癀状戊，从中央季员会、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季，以至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起
来。绝大多数党员也还没有恢复党级组织生。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设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何处在被审查、被监禁在状况。在产生“九大”代表的过程中，由地党组织处于瘫癀状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择，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的，这种违背党章规定的作法，使代表产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这后，才赶入党手续，或在火车上突击入党。而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或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九大”之外，没剥夺参加“加大”的权利。
“九大”两去酿选举新的党员中央委员会，规定中央委员工数不超过250人；规定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后选人；规定原八届中央季员和候补中央季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季员和候被中央生委员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53人，在预选候选人的过程中，拖延大十天之久。林彪、江青都企图把自己的新信、党羽寨进中央领志机构，把大批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党多年培养、有真正党悟、有才干的好同志排挤在外，结果名额不得超过原定的250人，改为279人。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被中央委员只有53人，不到原八届中央委员1/3从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局委员人数中，可以看出，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从而加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
篇三：反右扩大化
一、双百方针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二、1956年国际事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主要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
5 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发生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波兰发生的事变，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事变才得以结束。
三、三大改造完成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
四、中共八大一次，二次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５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先后听取了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
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要内容有：一、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二、大会正式制定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规定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三、“八大”二次会议还提出了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并且“八大”二次会议还是非常特殊的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同一届全国代表参加两次大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6年秋冬,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一些农村、工厂、学校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在中共八大及八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指出要以波匈事件为鉴戒,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克服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苗头和缺点,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
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3月12日,他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毛泽东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
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论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天下等言论，都发生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
右派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3.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极右分子标准
1.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声讨右派分子大型集会
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关于反右运动》出自：百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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